一场大火，四条命。现在又加上了一条。
新搭上的这条命，注定还将被钉在耻辱柱上。是的，她就是纵火者，莫焕晶。
昨日15时，浙江高院公开宣判，莫焕晶放火、盗窃上诉一案维持原判。也就是说，死刑依旧。
这般结局，显然并不令人意外：从她2017年6月22日凌晨4时55分决定点火的那刻，她就已化身为魔，人性已死。
都说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”，她的“一失足”从踏出步子起，回头空间就已挺逼仄——那把火吞噬了四条人命（包括三个孩子），最终也“反噬”了她自己。
人死不能复生，莫焕晶的“以死偿罪”，自然也不能改变“死，即无回应之地”的残忍事实。
但为什么公众依旧牵念这起悲剧的后续，依旧关心纵火保姆莫焕晶的是生是死？
答案就是：为了给善以交代，为了给恶以惩戒。
在未宣判前，莫焕晶用堪称无人性的作奸犯科之举，为这起事件“写下”了按语：“善无善报”，或者“善良是善良的墓志铭”。
这无疑是公众难以承受之重。在人们的价值观词典里，“善有善报”才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。
可在该事件中，莫焕晶的作恶却近乎洞穿了很多人的想象力：她对雇主林生斌一家的善加以利用，最后还“你对我投之以桃，我对你报之以怨”，用最为残酷的方式葬送了四人性命，让他们还来不及告别就丧生于这场她一手制造的灾难。
复盘整个事件，在出事前，雇主林生斌一家对莫焕晶不坏，甚至可以说是温柔以待。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：莫焕晶曾以老家要买房的理由，向雇主朱小贞（林生斌妻子）借钱，朱小贞给了她11.4万；她平时经常开着林生斌家的奔驰出去买菜。坊间有言：能借钱的都是真朋友，何况能借十多万的。
可她却是以盗窃与放火，回馈了林生斌一家的善意与信任：放火前一天的晚上，莫焕晶趁林生斌在外出差的机会，盗走一块男士手表，典当后得款37500元。此前她也曾有过偷盗行为。
而不断越过底线，只为了填补她赌博留下的窟窿：在来杭州林生斌家做保姆前，她就因沉迷赌博，欠下了巨额债务，离开东莞的老家也是为了躲债。放火前夕，她输光了连同典当款在内的6.3万元，账户里只剩下了八毛五分钱。
从赌徒到纵火者，不过是恶念的一次“进阶”。
而这也将她推向了舆论层面的“万劫不复之地”。在这起让人匪夷所思的悲剧发生后，她也迅即成了舆论靶心。很多自媒体起的标题是：《杭州保姆纵火案：你永远不知道人心能可怕到什么程度》《纵火保姆：你的问题不是穷，而是坏》《保姆纵火案:4条人命总结的用人大忌!》……不得不说，有些极端的恶，已动摇了人们对人性的基本认知，刷新了人们对反人性的最坏想象。
本质上，莫焕晶点燃的不只那一套房子，更是整个社会的焦虑。很多人由此担心：这个社会，还能负担得起多少善良——如果善良总被利用、被辜负？
鉴于此，对她“问罪”，既是法治的题中之义，也是为悲剧的闭环“上锁”的必要动作。戴上嗜赌成性、恩将仇报的道德刑架，也只是道德层面的评判，她还必须为其罪错埋单。也只有如此，才能以“作恶者必自食恶果”的结尾，来疏泄人们内心的欲求，也强化价值观和公共理性的意义。
所以，即便眼下很多关于死刑废除与否问题的讨论就此“回锅”，但这些并不与集结在该案上的是非评判与民意厚薄同调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莫焕晶被判死刑是“应得的”，这倒不是为了泄恨，而在于希望看到寓于“恶有恶报”果报律中的正义复归。
莫焕晶被判死刑，无疑为这起悲剧续上了结语：出来作恶，迟早是还的。轮到要“还”时，再说“现在我想做个好人”，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
但判她死刑，不等于司法是舆论的“应声虫”。按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审限规则，莫焕晶获死刑，在正常的量罚区间。考虑到她故意纵火、盗窃等行为的恶劣性质与严重后果，包括案发前曾手机搜索纵火相关信息、给雇主家带来近乎灭顶之灾等情况，而放火罪又属于“结果加重犯”，她被处以顶格刑罚，合乎情理。
用善意回应善意，用法律打击作恶，这应该是法治社会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也该是善恶激起的应有回响。
在这起悲剧中，那4个无辜者已逝去，但整个社会能做的，就是以惩恶来告慰逝者，来给那些为“人善被人害”而失落者多些信心。
一如现在这样，作恶者终食恶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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